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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剧烈的爆炸将火药桶瞬间殉爆。这不是平射炮弹的击穿，而是来自顶部的、覆盖性的毁灭。冲天而起的火光和破片将整个炮位笼罩。那门六磅青铜炮被从下方掀翻，炮身扭曲，炮组士兵非死即伤。这一个炮位的瞬间毁灭，比其余炮弹的落点更强烈地冲击着所有守军的心理防线。

    但这仅仅是开始。

    特区炮兵的训练优势此刻展现无遗。观察到首轮射击效果后，炮手们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微调、装填。

    “全连，一号、三号目标，效力射——放！”

    第二轮、第三轮炮弹几乎没有间隙地接踵而至，不再是面覆盖，而是集中火力点名剩下的三个炮位。高爆弹遵循着近乎垂直的弹道，一发接着一发地落入剩下的土木掩体周围和内部。土木掩体对于抵御正面直射火力或许有效，但对于这种近乎从天而降的打击，其工事的脆弱暴露无遗。

    第二门炮在第二组炮弹直接命中掩体后被炸毁；第三门炮的掩体被连续两发近失弹震塌，火炮被埋；最后一门炮的炮组在炮弹接连落下的恐怖压力下精神崩溃，弃炮而逃，该炮位随后也被炮弹摧毁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另外九门炮负责压制步兵的炮班，也已完成了对敌人九个步兵方阵的标定。炮弹带着死神的尖啸，从高悬的弹道顶点转折而下，开始有节奏地、一片接一片地“梳理”那些密集的队列。爆炸在人群最密集处开花，破片高速迸射。这种由上至下的攻击，让蹲伏或寻找地面掩体的效果大打折扣。方阵的整齐队列如同被沸水浇上的雪地，迅速瓦解、溃散。

    60毫米迫击炮高达每分钟十五发的射速，让这场炮击变成了一场无法逃脱的钢铁暴雨。炮弹持续不断地从高空中落下，追着溃散的士兵，在田野、道路、河滩上不断炸开。爆炸声、破片呼啸声、士兵的惨叫声和绝望的哀嚎混杂在一起，将北岸变成了炼狱。守军的抵抗意志，在这持续而精准的曲射火力打击下，与他们的阵地一同被迅速碾碎。

    阿尔瓦雷斯上校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佩剑从手中滑落。他的军帽被气浪掀飞，脸上沾满泥土和血污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、准备应对正面进攻的阵地，在短短几分钟内，被这种来自头顶的、弯曲弹道的、根本无法还击的炮火逐个点名、彻底撕碎。他试图寻找对方的炮位，视野里却只有空旷的西岸和蓝天，致命的打击仿佛直接来自云霄。

    十五分钟。

    仅仅十五分钟，六十发炮弹以这种高抛曲射的方式完成了倾泻与毁灭。

    当炮声终于停歇，硝烟缓缓散去时，北岸阵地已面目全非。弹坑如麻点般遍布，最大的坑直径超过三米。焦黑的土地上散落着武器残骸、军服碎片和残缺不全的尸体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火药味。

    能站起来的士兵不足五百人。

    阿尔瓦雷斯上校被副官拖着向后撤退时，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阵地。他看见西岸那些细小的炮管，看见炮身后特区士兵平静的表情，看见阳光下反射着金属光泽的钢盔。

    那不是火炮。

    那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审判。

    溃败如同雪崩。

    残余的四百多名西班牙士兵丢盔弃甲，沿着大路向奎松城狂奔。在他们身后，派遣团的一千多名士兵开始快速冲过石桥。

    陈海生站在桥头，看着快速通过的士兵。目光扫过桥栏上那些莲花雕刻，手指抚过被炮弹擦出的新痕。

    “这座桥……是我们华人的先人修的。”他轻声说。

    参谋在一旁记录战报：“团长，追击吗？”

    “追。”陈海生收回手，“但不要逼得太紧。让他们把恐惧带回去。”

    下午三时，派遣团兵临奎松城下。

    此时城内的守军已经激增到近万人：除了逃回的原守军，还有从码头逃回的五百多名海军士兵，以及总督马里亚斯紧急动员的所有青壮男子：商人、工匠、佃农、甚至教堂的杂役。武器更是五花八门，从制式燧发枪到火绳枪、砍刀、草叉，不一而足。

    奎松城的城墙是典型的西班牙殖民式样：高八米，厚三米，花岗岩基座上加砌砖墙。城头设有十六个炮位，原本部署着十二磅到二十四磅不等的青铜岸防炮。此刻所有炮位都已填满，炮口森然指向城外。

    陈海生在南门外三公里处设立指挥部。他没有分兵包围其他三门；派遣团的任务不是攻占奎松城，而是制造足够的压力，为谈判创造筹码。

    但制造压力，需要让敌人感到绝望。

    “把80迫击炮连调上来。”他下达命令，“炮兵阵地设在城南三公里处。”

    这个距离经过精心计算：西班牙城防火炮的最大有效射程约一点五公里，而80毫米迫击炮的最大射程是五公里。三公里的距离意味着特区炮兵可以安全地轰击城头，而守军火炮根本无法还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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